1946年11月我出生在哈尔滨市，1955年随家人迁至北京。幼年时我不知不觉的喜欢上了艺术。记得小学二年级时，受到邻居爱画小人书的学长的影响，也画起画来，第一张画是在废图纸上画了一张被面上印的孔雀，得到家人的肯定，由此对绘画产生了兴趣，每次美术课作业成绩都在全班前列，这常引为我的自豪。
      初中时在美术老师穆华清的指导下学习素描、速写和水彩，后来又在蒋北海先生指导下学习中国画。同桌姓黄的女同学送我一个手帕，印有徐悲鸿的“奔马图”，笔墨奔放淋漓，造型夸张、神采飞扬，栩栩如生的奔马使我震撼，视为珍宝。我用心揣摩，笔记本和教科书上、回家路上，到处都是“我的马”。学校举办的画展上，最大的—幅就是我画的马。十几岁的我，对绘画已经有些痴迷。那时我最崇敬的是徐悲鸿先生，他虽已不在人世，但他的凛然正气、坚韧性格、朴素的作风、广博的学识和在绘画中表现的超人天赋、跨时空的创造精神，无愧为美术界的领袖和楷模。我常常想，应该象徐悲鸿先生那样生活学习，象他那样为艺术奋斗—生。十四、五岁是人生独立思考的开始，也是人生观形成的开始。那时的理想是半实际，半虚幻的，然而是刻骨铭心、影响久远的。初中三年中，每到周末和寒暑假我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临摹连环画，到郊外写生，给邻居大爷大妈们画像。有时到中国美术馆、荣宝斋、和平画店和徐悲鸿纪念馆参观。因为当时全家十口人靠长兄工资生活，境况十分贫寒，我省下每一分钱用作买纸、笔和颜色。初二的暑假，我到徐悲鸿纪念馆参观，把仅有的两毛钱买了一卷毛边纸，一整天没吃一口饭，没喝一口水，天气炎热又是来回徒步行走的，到家时晕倒在楼前。母亲心疼，每次知道我出去都塞我手里一两毛钱。我永远感恩哥哥抚养我读书成人。铭记父母给我的生命，给我的爱。
      我真正下苦功夫练字，是从初中二年级开始的。我的班主任是个数学老师，对学生比较“刻薄”，—次数学阶段考试，我的答案都是对的，却给了90分。老师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点名批评我的卷面字“龙飞凤舞又像狗爬”，性格刚强倔犟的我，自尊心受到极大创伤。为了找回自尊，在原有的临帖基础上我又重新开始临帖，先颜后柳再欧阳。学校的板报是高三一个叫文澜的同学写的，整齐而俊秀，还有像毛笔一样的提按顿挫。(后来才悟出是欧字与二王的结合)我被他的字深深的吸引，每次他写板报我都聚精会神地看，学习他结字的方法，寻找把字写好的规律。此外，我无论在何地见到好字就临写下来，有时写在手上，回家仿着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大约—年的时间，老师同学公认我的字整齐漂亮还有个性。文澜准备高考去了，学校出板报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找回了“自尊”，同时悟到：正面的赞扬给人激励，反面的批评使人奋发。没有张老师的“刻薄”，今天的专业书法家可能与我无缘。
      高中—年级，我仍然在北京56中学。我的学习成绩是优秀的，但不是最好的。而我在书画方面是最优秀的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我被选为校团委宣传委员，后来还代理过团委书记。组织全校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等政治活动，反美反战声援越南、巴拿马、古巴。画漫画、宣传画，写标语口号、出板报、写广播稿，协助美术老师外展业余美术教育的活动。不可放弃的文化学习，不可推卸的社会工作，双双压在我的肩上，高中的生活，我是在详尽计划和加班加点中紧张渡过的。这也正是培养锻炼我的组织能力、严谨的工作作风，展示和提高艺术才华的机遇和舞台。为我一生奠定知识的、性格的、心理的、技能的基础和道德的、处事为人的法则。
      当文化大革命一哄而起的时候，亿万人民卷入了政治的大浪潮。文革是历史性的错误，然而它又在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给后人以深刻启示，文革造成了巨人损失，然而又造就了善于思索、忧国忧民的一代人。对十我本人来说，文革打碎了我报考美院的梦，然而也让我找到了学习和提高艺术才华的机会。我的隶书和魏碑就是在写大字报大标语中学习和实践的。
      1967年底，文革中第一次征兵开始了，那时当兵是最光荣的事。21岁的我对于当兵已是最后的机会，我积极应征并幸运的被选中，除了文革中的表现外，最重要的是我有书画方面的特长，看来机遇常常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。我所在的部队是海军新组建的快艇大队．新兵训练一结束．被分配到基地管理股任电工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。四个月后调到大队部做广播员，并协助宣传干事做宣传工作。用油画画毛主席的巨幅画像，用水泥板雕刻毛主席语录，设计制作舞台，出板报，写报导文章和广播稿。在“二忠于”活动中，我制作的蜡雕“毛主席诗词•咏悔”在南海舰队获奖。
      一年后，我入了党，又选入干部教导大队。毕业后做过排长、连指导员，大队政办室宣传干事。带兵搞操练，随首长出海训练，到农村训练民兵，到农场种地盖房，到文艺宣传队组织并参与排练演出京剧现代戏，编话剧，写快板书，而更多的是搞书画、摄影、写文章。部队确实是个大学校、大熔炉，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生活锻炼了我坚韧顽强和不畏困苦的性格，也培养了我严谨务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。同时部队又是我学习艺术展示才华的舞台。在“突出政治”和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的年代，我能住更多的时间里从事我喜爱的之术，是多么不容易，又是多么幸运啊！
      1973年1月我复员回京，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活。到地方后，我想考中央美院，但美院不招生，想考“五七”艺大舞台美术或导演系也未如愿，因为我的档案已被所在的区委扣留。按“党的需要”分配到中学当老师。我在西城教育局工作了五年半，先后做过教师，做过局机关干部，任过中学的副书记、副校长。主管过思想教育、教学行政，教过语文、历史和美术。不到30岁的我，曾因劳累过度险些因急性大叶肺炎失去生命，对于艺术来说已无力顾及。偶尔拿起笔也只是重复旧技，消遣玩味而已。
      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由于我的年龄、经历、学历、特长，加上已有的党员干部的头衔，在当时也算是社会的“宠儿”。经熟人、同学和朋友的介绍推荐，团市委、检察院、国家对外文委、中国人民人学都凋我。权衡之后，我决定去人大，因为大学是我梦想的地方。
      1979年夏季，我调到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—分校，先任中文专业、法学专业辅导员，又调校办做秘书。1985年任校行政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并负责校行政管理工作。刚调入大学不久，我考入人大本校中文专业，边工作，边学习，直到1983年毕业。走过了老三届许多人共同走让的艰难的求学之路，总算圆了我的大学之梦。
      事业的成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也需要必要的客观条件和水到渠成。学校里有许多喜爱上艺术的员工和师生，校长李德良先生更是“情有独钟”。在他的支持下，80年学校就成立了艺术委员会，由我担任主席，每年有计划的开展交流，创作和展览。请著名书画家到学校为师生举办讲座、笔会和联谊活动。欧阳中石、董寿平、许麟庐、陈大章、杨延文等许多书画家都是学校的常客。我既是组织者，又是老师、又是学生。多年的爱好重新萌发出热情。1984年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在高校开设美育教育课的指示，学校成立了艺术研究室，由我任主任。研究室作为教学单位，在部分专业开设艺术理论、美学以及书法、国画、音乐、戏剧等专业课和选修课。我一方面从事管理，一方面从事教学。这是我艺术生涯的开始。将书法做为职业，还应幸承恩于欧阳中石先生。
      1979年暑假，我的学生刘振清(—个有名气的书法家)。介绍我到北海公园的画坊斋参加北京部分书法家的聚会，有幸结识了启功、 王遐举、肖劳、王一如、刘伯琴、欧阳中石、刘炳森等著名书法家。从此，进入书界。北京书界人才济济，名家者，不乏其人。而对于我来说，最有亲和力、最敬佩的是现在任首师大书法博士导师的欧阳中石教授。那时他五十出头，但在书界已颇有名气。他学识广博，为人谦和。他的书法飘逸洒脱、灵动传神、秀美流畅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大家风度和学者风范，使我折服。从此我便投师于先生门下。先生不倦的教诲使我终生不忘。他对哲学、逻辑学、美学以及文字、戏剧等精深的造诣给我启迪；在书法艺术方面，他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把握，对结字及笔法上的天才创造使我耳目一新。在以先生为师以前，自以为在书法上已有成效。现在才恍然大悟：以前的书法只是写好字而已，仅属实用性范畴，就书法艺术而言，我还只是个没有“登堂入室”的门外汉，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循“法”、入“道”了。中国书法艺术是博大而精深的学问，学习书法必须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学习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，这样才能对书法艺术的本体、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。中国书法又是法度森严，讲究功力的一门艺术。几千年来，中国书法史上那些天才、巨匠们不仅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叹为观止的墨迹，而且总结了书法创作欣赏的规律，对于用笔、用墨、结字、布白、款识等方面的技巧、方法都做了较多的论述。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不“用最大功力打进去”，就谈不上对书法艺术传统的继承；不“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”，就谈不上对书法艺术的宏扬。写汉字的艺术之所以称为“书法”，正表明了这门艺术在法度上是多么森严、  多么讲究，“信手涂鸦，聚墨成形、 自欺欺人耳”。(欧阳中石语)
      1979年到1983年期间，  —方面，借在人大本校学习中国文学的机会对古汉语、文字学、艺术概论、美学、中国哲学史、逻辑学做了潜心研究，同时，通读了中国书法史和大量名帖，这成了我以后书法讲究创作的理论支持。在书法创作上，我集中精力和时间主攻行草。临欧阳询、仿米芾、苏轼、孙过庭、祝允明，特别着意学习欧阳中石先生的结字和用笔方法。几年时间颇有体会，自觉书艺大进。1984午，一次中日书法交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，我的一幅作品被许多书友和参观者误认为是欧阳中石先生的作品，而落款却是我的名字，之后欧阳中石先生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再写我的字了，写我的字你最多是欧阳第二。你和我是不同的，你有你的性格、特点，今后你要临碑，走碑帖结合的路”。并让我临最古朴的《鲜于璜》碑。遵照先生的指导，先临《鲜于璜》，后又临张迁和张猛龙。上班时有空就读帖，晚饭后用笔沾水在家里水泥地上写，一写就是两小时。逐步掌握了写碑的要领。而把碑帖结合起来却整整用了七、八年的时间。方笔与圆笔并用，动与静结合，拙朴厚重与飘逸洒脱兼而有之．这种新书风的形成经过了刻意造作到自由挥洒，从摆子布局到浑然一体，从注重形态到注重意趣的艰难过程，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，是我从艺的重大转折。一个高明的老师不守一家之言，一派之风，更不让学生只学自己的字，跟着老师跑。而是启发学生的思维，教会学生方法，指出方向和道路，即是“因材施教”。正基于这点，欧阳先生是我从艺道路上的一盏明灯。
      1984年到1987年期间，我除了在欧阳中石先生指导下学习研究书法外，作为人大一分校研究室主任和书法主讲教师，我还自编教材、拍摄书法教学录像片、开设书法必修课和选修课，举办大型书法讲座；作为学校代表参加北京书法家协会筹建，并成为首批会员；参加全国高等院校书法研究会的筹建；参加北京书协和中国书协举办的地区性、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展览及学术研讨；随欧阳先生游览西安、洛阳、泰安、曲阜。一一拜观摩崖、石刻，开阔艺术视野；1986年，我的行草书长卷“白居易•《琵琶行》”被收入《唐诗三百首书法艺术》一书；作品“辛弃疾•《青玉案》”获首届中央电视台电视书法大赛三等奖；经沈鹏、欧阳中石、张旭先生推荐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；四年间，作品在《经济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高校战线》、《工人日报》等多家报刊上登载；担任首届全国高校书法、摄影、美术比赛评委。作品被徐悲鸿纪念馆、蒲松龄纪念馆和华罗庚纪念馆、段玉裁纪念馆收藏。这时我在书法界已小有名气，但是面对古今众多闲人名家我自愧不如，我还只是初入“佛门”的弟子，面对未来仍是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
      1988年因工作需要，刘勃舒调我到他任副院长李可染先生为院长的中国画研究院。中国画研究院是文化部直属的国家书画艺术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，它担负着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任务。它们拥有二十多位著名专业书画家和理论家，全国五十多位书画大师担任院委。这里经常举办高水准的书画展览和学术研讨会。这里收藏大量当代和近代书画力作，拥有数万册艺术类图书资料，并具有宽敞幽雅的创作环境和条件。这个艺术的殿堂正是我向往的地方。这是我艺术生涯又一重大转折。我负责院的行政管理和党务工作，同时从事书法创作研究工作。十六年来先后参与组织“首届国际水墨画大展、全国画院系统作品展”。两次代表文化部和中国画研究院率团赴日举办“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作品展”。参与组织全国花鸟画、山水画、人物画展和学术研讨会。主持“全国美术届书法研讨会”。代表研究院参与中国嘉德拍卖公司的筹建并担任董事。参与筹建并管理研究院本院、深圳和海南开办美术公司和画廊。1990年至1993年参与欧阳中石先生主编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《书法》的撰写工作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观赏到大量国内外的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的书画作品，从中寻找美的体验和美的规律，吸取在用笔、用墨、布白等方面的技法，同时从中国传统美术和现代美术的比较中、从东西方绘画艺术的比较中多层面的，多角度的审视共性与差异，找到结合点和发展趋势，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，修正和确定自己的方向。同时我阅读了大量艺术理论，如：中国绘画史、中外美学论著以及报刊登载的书法论文和评析文章，对传统书法进行反思，以求对传统做大胆突破。
     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，是我的书法风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。院长李可染及刘海粟、吴作人、何海霞都是当今中国书画界的泰斗，也是我院的领导和院委，他们在艺术上的执着精神，创作上的严谨态度，以及对传统水墨画的创作观念和技法上的大胆突破，尤其是他们拙朴、苍劲、灵动、洒脱的水墨线条，处处透着隶篆古意，使我陶醉，使我震撼，使我眼前一亮。我庆幸自己能多次亲眼目睹他们的创作，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，可染先生用笔沉稳，方笔、圆笔、中锋、侧锋、逆锋共用，拙朴厚重。与他寓意深遂的山水画相得益彰。何老的山水，集传统之大成，八十高龄还不倦探索．打破传统，创泼彩巨作。他的字，汲取汉隶魏碑体势，结字内紧外扩，古朴而灵秀，其成就不在其师大千之下。我常去看望他，并拿字请他指点。何老常予肯定又中肯告诫：“写字静气凝神，慢行笔，巧安排，亦生亦熟，大小错落，生古意见神采”。刘海粟先生焦墨写字，老辣和险峻，尤如其笔下黄山之松。1988年他看过我写的画展前言，特招找到身边说：“写的好，有个性，再自由些，大胆些。”前辈人师的谆谆告诫，点睛之言给我指明了方向，使我顿悟。
      我逐步在实践中领悟到书画同源，不仅指两者使用的工具、材料是共同的，在造型规律、布白方法和笔墨技巧上也是相通的。它们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沃土，是姐妹艺术。画理中有书论，书论中有画理，它们在相互渗透中生存，在相互作用中发展。历代大画家一般都是大书法家。宋代的米芾、苏轼、黄庭坚，元代的赵孟頫，近现代的郑板桥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李苦禅、傅抱石、陆俨少，张大千以及前面提到的李可染、刘海粟、何海霞都是典型代表。欧阳中石先生青年时曾拜师齐白石先生为师学习国画，他下仅写字，他的兰草、竹篁、玉兰笔墨精到，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      受环境的影响和大师们的指导，我开始新的探索和尝试。一方面，在已学的文字学基础上对甲骨文、金文、石鼓文进行潜心研究并认真临写，了解汉字形体由(图画)象形到符号化演变的现象和规律，摸索把握古文字的象形意味和书写的用笔方法。从而提高造型能力把握用笔用墨的技巧；另一方面，在青少年时期所学的绘画基础上重操旧业，临摹创作山水和花鸟画，虽然十多年只是段段续续的涂抹，但受益非浅。从绘画的侧锋、逆锋和浓淡干湿运用中来体会到“八面出锋”和“墨分五色”的妙理。从绘画的章法布局中体会“疏能走马，密不通风”、“虚实相生，计白当黑”、“参差错落，揖让补救”等与书法共通的美学法则。这正是中国书法所强调的“中和美”，就是在错综的、多样的、矛盾现象中把握统一的哲学理念。
      宋代张邦基在《墨庄漫录》中说，苏东坡的字是“画”字，也就是说用画水墨画的方式写字。我以为：苏东坡写行草书，大胆打破汉隶、唐楷的用笔方法和点画规矩，采用绘画中自然流畅的笔法，写出有弹性、有动感、有意趣的书法线条。用“道”破“法”，破旧法、立新法，在森严中注入自由，让传统敞开大门，给中国书法注入了新的血液、新的生机和活力。推动了汉字书法从实用性——实用艺术性——纯艺术性的转变，从附庸美向自由美、纯粹美的转变。这正是艺术发展规律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正是由苏东坡、米芾、黄庭坚等一批杰出天才艺术家的创造，使宋代书法形成了与其时代相适应的“尚意”书风，给中国书法艺术揭开崭新的一页。清代的郑板桥是画兰竹的高手，也是创造独特书风的高手。他把书法入画，画法入书。“要知画法通书法，兰竹如同草隶然。”正是他对书画相融关系的生动描述。同时他又把行、恒、隶、篆不同书体的笔法和造型大胆融合，创造了“六分半书”，这无疑是一个创新。新书风的产生，既是书法艺术长期沉淀和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，又是板桥这个书家画家为一身，独具慧眼、独具匠心的天才艺术家的创造。更重要的是时代需要艺术，时代需要艺术新风。时代需要艺术家，时代需要创造新风的艺术家。
      书法艺术是传统的又是开放的，是自成体系的又是包容的，是占老的又是鲜活的。书法艺术以表意性汉字为对象，以抽象性为特点。它凭借丰厚的文化内涵和有生俱来的美学基因，以及天地相合、阴阳相运、刚柔相济、动静相交的天道支撑。在人类不懈的创造中，以及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生生不息。
    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为了陶冶性情，提高修养。我借各种机会到全国各地考察风土人情，体验社会生活。游海南三亚、热带雨林、鸟鸣山幽、品椰汁之甘美，波涛万倾，惊涛拍岸，观海天之一色。登高山、望远海，心旷神怡；游长江、三峡夜过，古栈蜿蜒，重峦叠嶂，薄雾朦朦，神女无恙，三峡大坝．繁星点点。机车轰鸣，如诗如梦；游新疆，天池如镜，雪峰连云，戈壁浩瀚，农舍桑田，沙漠无垠，胡杨丛绿，男歌女舞，有酒盈撙。忘谗忘忧，忘返忘归；游江南，绿竹茶园，暖水轻舟，阡陌纵横，稻香鱼肥。古刹名寺，育平常之心，秀女织歌，尽人间秀色；游齐鲁，登泰山，小天下，饮山泉而觉爽，抚青松而盘桓，观群山之耸翠，眺日出之磅礴。遨游于天地，振臂于雄风。正如王羲之所云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之于娱”。游览名山大川，体察世情民意，使我心怀坦阔，观万物之形变，悟自然之灵韵，激发创作灵感与冲动。
      我的爱好广泛。受父亲的影响喜欢建筑，在部队和学校的营建中砌砖、布瓦、和泥都干过。现在的住所、庭院都是我亲自设计和监理的。一些公共场所的装饰美化也不少我的创意并参与设计和制作。对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雕塑以及古玩瓷器的知识虽略知一二。但都是闲暇时的玩味，用以陶冶性情，感受形体美、韵律美、色彩美，把握艺术共性。这些生活的体验无疑给我所从事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借鉴，丰富了营养。
      近六十年的生涯，我做过学生、当过教师、当过兵、做过官、当过职员、做过领导，住在城市，进过工厂，下过农村，经历过少午时的贫寒困苦，中老年时的安逸幸福。走过坎坷曲折，逆水行舟，也有幸运良机，顺风扬帆。我是受过良好教育，读过许多古今名著的“文化人”，又是身体力行饱尝甜酸苦辣的劳动者，我的阅历可算是丰富而复杂，生活给了我许多启示。我意识到：人的经历处处打着时代的印迹；我的观念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，尽力在两者之间寸找交叉点；我的思维方式是多层面的、多角度的、逻辑的，但又常常不自觉的“跳跃”，突发奇想；我的性格是外向的、直率的、自信的、倔强的、乐观的、求新求变的。然而有时是多思的、犹豫的、强忍的、忧国忧民的、多愁善感的。我在为人处事上常以“中庸”为道，力行和善，少计得失，宽容忍让，广交朋友，交友为乐，以友为师。以理处事，以情处人，力求在情理之中找到平衡点。但又常因性格所至在坚持，正义和求是中遭遇打击和磨难。在执着为事和善义为人中遭遇谗言和嫉妒。我感到：人的一生要“悟世”，更要“悟我”。人生旅途处处留下性格、情感的痕迹。“悟我”才能扬长避短，减少曲折，达到理想的彼岸。选择了艺术，正是“悟我”的结果。“知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”。

      几十年来，我对书法的各种书体，各种流派都有所涉猎，在学习研究创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观念和风格。
      我的书法注重传统更注重创新，注重形式更注重内容，注重情趣更意趣；力求在多层面上展示书法美。
      我的书法，不死守一家一派力求取各家之长，积众美而我用，在创作中，寻找“自我”。
我的书法点画之间，见传统痕迹，但却又在“似与不似”之间。作品从不千篇一律，力求每幅作品都能浸透着创作之前的思索和筹划，兴致充溢，挥笔书之，力求“意在笔先，心手和韵”。
我的书法，力求书体，内容和表现手法的统一。我喜爱古今蕴涵哲理的名言警句，以“豪放”者居多，婉约见少。常把它当作书写的内容，借以表现顽强、向上、乐观的性格和宽广的胸襟，抒发鲜明的爱憎之情，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，使作品给人以感染和启迪。
      我的楷书，以“欧”为宗，兼用颜柳点画，汉隶魏碑体式，方笔圆笔并用，结构内聚外放，追求庄重而灵动之风。
      我的篆门，师法自然，常以逆锋运笔，时带画意，追求古拙，表现自然美，意态美和金石气。
我的隶书，虽不多写，但着意将篆意揉于点画之中，以求变化。
      我的草书，取孙过庭，祝允明之书风，强调笔断意连，追求古朴，自然，随意之书卷气。
      我的行书，早期以“二王”为本，后取米芾、苏轼、《伯远》体式，时借草书点画和魏碑、汉隶方笔，力求变化、墨酣笔畅，飘逸洒脱，有起有落，淡远清新。
      然而，我思索最多实践最多的也是我书法艺术上最见长的还是行草书。我认为，行草书是人们常用的书体，具有最强的可视性和最大的欣赏群，它较之于其它书体有许多优势。它可在字形结构上，融真、草、隶、篆各种体势、意态为一炉，具有最人的包容性和流畅的特点。在章法布白上，可以打破楷、隶、小篆齐整平直的森严法度，字与字之间可以大小错落，奇正相间，行与行之间可疏密有序、左顾右盼，在变化之中找到统一和平衡。在笔墨上，可充分发挥笔的各部位功能和人的指、掌、腕、肘、臂、身的作用。以浓、淡、干、湿多种墨色变化，使汉字穷其形、尽其态、达其意、表其情。因此行草书是中国书法中最有美学价值的形式。
近年，我将隶篆体式，笔意融入行草，强化外部张力，增大内含容量，将结体的大小、奇正，线条的轻重、缓急、粗细、长短、顺逆、收放、方圆、拙巧，墨色的枯润、干湿、浓淡诸矛盾尽可能的纳入我的行草创作之中，追求厚重而飘逸、拙朴而淡雅的风格，以表现力量美、体态美、韵律美和意境美。
       90年代中期以来，我的书法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有风格，并得到书界的广泛肯定。但我深知，书法艺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。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并使其不断发扬光大，不仅是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责任，更是以书法为职业的书法家的历史责任，也是我今生的归宿和价值取向。